千年古刹白佛堂 - 非常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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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佛堂是山西省定襄县河边镇继成村南10公里的五仙山(亦称雷轰尖山)腰的一座石窟佛殿。 
    白佛堂原先叫福田寺,改名是北宋徽宗宣和(1119年~1125年)年间的事,原因是“有造碧玉像者,因名为白佛堂也”。此时的北宋只剩下了一小截尾巴,即将到来的是靖康之耻后的金人统治。 
    白佛堂自建成起就与战火为伍。每到朝代更迭,战乱频起时,总有一些人到白佛堂里折腾一番,仿佛上天的不公源自白佛堂里端坐的佛像,于是,碑文里屡次出现“兵燹”“炜烬无余”“摧毁”等字眼。远的不说,抗战期间,1937年9月,聂荣臻率部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此时的定襄是晋察冀边区的西大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寇对境内的抗日武装进行了残酷的清剿。为了保存实力,打击敌人,定襄县委建立了以东峪赵家庄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就包括白佛堂。1942年9月下旬,由中共定襄县委书记范富山主持,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白佛堂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定襄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以反蚕食、反右倾为主,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游击区,彻底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扫荡”。白佛堂会议后,县委书记范富山和基干游击队大队长郭继成等率领队员和县区干部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开展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定襄的抗战由此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五仙山脚下的继成村原名叫南涧村,曾于1938年被定襄县委设立过商店,并发行过“定襄县人民商店兑换券”面值多种。郭继成牺牲后,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头版登载了《闻名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长郭继成同志壮烈牺牲》的悼念文章。同时中共定襄县委立碑纪念,县委书记范富山亲自撰写碑文。为怀念烈士,激励后人,后经晋察冀二专署决定,郭继成工作战斗过的南涧村改名为继成村。 想当年,地处大山深处的这里热闹非凡,而今,这个为纪念郭继成而改名的村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惟有大山脚下的郭继成墓似乎还在向人们昭示着白佛堂的烽火岁月。 
                                                    
    白佛堂是石窟寺,之前的建筑只是砖木结构,后屡建屡毁,“金泰和甲子”(1204年)相继修葺,至“弘治岁(1488年~1505年),有水泉庵德士明显,兼持擎理。”岁月悠悠,白佛堂历经几百年,到明嘉靖14年(1535年),白佛堂终于承受不住战火的摧残,脱下褴褛的砖木衣裳,换装了一身坚固的石岩佛装。这一年的主持如秀禅师凝望着壁立千仞的五仙山喟然感叹:“吾思世之坚者,莫坚于石也,不若于斯锥石威严之上,凿一广殿,岂不于乾坤而并处邪(《五仙山白佛堂开凿石殿碑记》)?”此后,如秀禅师得到众善士的鼎力支持,共筹得白银三百两,恭请山下青石村的石匠,看了黄道吉日,方才破石动工。之后的九年里,寂静的五仙山腰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为了赶工期,就连夜里也“秉烛而凿”。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每一位参与凿石的人,包括工匠、善士和如秀禅师等都摒弃了尘世的俗念,怀着虔诚而敬畏的心情看着佛殿逐渐破茧成蝶,最终成为中华佛教石窟寺里的一朵奇葩。 
    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指出: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石窟模拟地上佛殿的作法愈晚愈突出。白佛堂完成于明嘉靖22年(1543年)癸卯春,共凿成石殿三间,呈一般大殿形式,深广各十米,全仿木结构,柱、梁、檩、椽、斗拱、瓦当等,皆就山雕成。殿内凿有千叶宝莲玉佛一尊,后壁依山体雕“僧人半掩门”,僧人身披通肩袈裟,手提壶,水珠从壶嘴中滴出,正欲由门内走出,一脚在里,一脚在内,给人以有后室之感。曾任定襄县文化局副局长的陈茂山在“白佛堂提壶石僧”一诗中赞曰:“银壶滴露世间罕,藏在深山亦等闲。若是京华名胜地,诗人定有绝妙篇。” 
    白佛堂日夜雕凿,有幸赶上了在明嘉靖年间全国兴起的兴造石窟寺的小高潮,它和河南商城的三教寺石窟寺、山东青州的云门山石窟寺等一起共同组成了16世纪兴造石窟寺的尾声。这个时期兴造石窟寺的功德基本属于中下层统治者和庶民百姓,也已经是带有本土化、世俗化倾向。 
    白佛堂以其规模较大,保存完好和鲜明的民族性而异军突起,与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寺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石窟寺艺术史。 
                                                  
    白佛堂是石窟寺,但有趣的是,这座千年佛教古寺却与儒家、道家等神祇一起和谐相处,这种三教合一的现象体现了中国化、乡土化、世俗化的特征。 
    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提到,自11世纪,儒释道合流的现象也在石窟寺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神”是现知中原北方这类题材最早的实例。而在白佛堂,三教合流的出现比前者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即“金泰和甲子(1204年),有僧悟真重新堂宇,完整三教圣贤(《五仙山白佛堂开凿石殿碑记》)。”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正殿供奉的阿弥陀佛结跏趺端坐在117厘米高的莲蒂之上,两手作法界定印置于腹前放于腿部,身披通肩下垂袈裟,头顶的藻井却雕有道教的八卦图,不知当初的设计者是如何将这二者糅合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白佛堂四周宫殿还供奉着三教的其他诸神。如寺院西面有观音殿,内供南海观音、送子观音、太上老君,属近年新建。 
    东配龙宫殿,内供龙母、大龙王、二龙王、三龙王、四龙王、五龙王、风神、雨神、雷公神等13尊木雕神像。历史上每逢久旱无雨这些神像多被山下诸村请出祈雨。 
    东配殿北侧有关帝庙,内供关帝圣像,侍立关平、周仓,殿内有《三国演义》连环壁画28幅,均沥粉贴金。梁题:“大清嘉庆十三年重建(1808年)。” 
    关帝庙东侧有钟楼,悬挂“大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大铁钟一口。钟楼下为门道,由此进入一个大溶洞。洞深处四壁有泉水,甘之如饴,洞口供石雕文殊像。 
    这种大杂烩式的供奉我想除了此处别处似乎很难有,云门山石窟寺里嘉靖年间雕刻的是陈抟枕书长睡石像和马丹阳祖师打坐像,三教洞石窟寺里供奉的是玉皇、观音、罗汉等,远不如这里繁杂。 
    不知道白佛堂的僧道是如何相处的,抑或是僧盛则道衰,或者是道盛则僧衰。白佛堂最后的主持张本玉道长死于1984年,标志着定襄境内再无道士,从此,盛极一时的白佛堂没有了主持,只留下三教诸佛寂寞地呆站在这座千年古刹里修身养性。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庙会倒是很红火,10公里的山路上到处都是游人,石殿前也有和尚打坐念经,只是,那和尚是继成村组织者从南王乡留晖洪福寺临时借来的,不过,这倒挡不住信男善女对三教诸神的恭敬,烧纸的、念佛的、游览的,熙熙攘攘,一派祥和气氛,这就是世俗化的具体体现。 
    最后,以清乾隆初进士,江西定南人,曾任定襄知县的钟一诚写的“白佛堂”作结:踏破云山翠几重,须穿石径入仙峰。回崖断处青林绕,晓日升时碧草浓。扫却尘心闻唤鸟,徘徊古寺觅苍松。换鹅踟蹰人何在?石洞清幽宿露封。(梨耕/1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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