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8篇/身在衙门好积德，人民市长郑连生
在世间法当中，当个像模像样的官那是修德修来的，并不是一味靠钻营，攀缘拉关系来的。大凡德行不厚，都是承载不住的。在科举时代，在县里面考上秀才，在省里面考取了举人，再到京城考中进士，才具有做县官的的资格。远比现在提拔领导，有大学文凭要难得多，过去读书有功名的人，都信仰、礼拜文昌帝君，要学习文昌帝君《阴骘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都要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德。这些年来，领导都倡习《了凡四训》。
袁了凡先生，曾经想学医，他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是一位算命的孔先生，指点他去参考，连考得第几名算的都丝毫不差。他命中无子，寿命53岁，诸多命数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了凡先生曾经一度认为命由天定不过如此。当他遇到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时，云谷禅师告诉他，命是可以通过积德修过改变的，他做了几千件善事，终于突破了命数，有了儿子，他居然还中了进士，做了宝坻县知县。他又发心做一万件好事，夫人怪他许这个愿太大了，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宝坻县田赋多，农民负担过重，袁了凡不忍心就减了税。就做了这么一桩事情，不只一万人受益，整个宝坻县百姓都受益。云谷禅师告诉他，身在衙门好积德，这一件好事就抵得上一万件善事，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不仅减免旧赋和诸多重役，还疏浚河道，筑堤开渠，植树垦荒、政绩斐然。袁了凡后来不仅有了两个儿子，还写成了传世之作《了凡四训》，卒年74岁。
我常常以我特有的方式，跟官人们弘道：身在衙门好积德，掌握了一方资源，你在哪里积德，哪里就是福地。山西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当公务员就不错，当官人更好，但让老百姓叫好还真是不容易。当公务员无非是生活稳定，人最怕的是等米下锅过日子。所以说，如果能让社会上的四种人，生活有保障，活得有尊严，那就是积了大德，祖坟上一定会青烟不断冒。一让失地农民有活儿做，二让下岗职工有工作，三让复员军人有单位要，四让大学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四种人，生活实际比老弱病残的社会弱势群体都尴尬。因为这些人享受不到政策福利最低保障，又在本地就不了业，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或离别亲人去打工，尝遍了生活的艰辛。
忻州市是穷的有名的晋西北革命老区，底子薄人口多，思想观念落后，但曾经人杰地灵，就在我老家一方文山沱水，就有军阀阎锡山、元帅徐向前、开国元老薄一波等老前辈名震海内外，奇怪的是到现在，也很难出几个全国有名的企业家。一个地方没有像样的商业企业拉动，百业难以兴旺起来，经济就会越来越闭塞。
我曾经采访过山西包括忻州各县市行业老大们，现在稍成气候的企业家，都在外埠打拼。我曾经也在忻州纳税最大的一家国企当政，眼巴巴地看着它轰然倒下去了，却无能为力。一家脱颖而出的民营药企，桂龙是忻州第一个全国驰名商标。但曾经的经济开发区开而不发，和城区都联通不起来。大型企业无法配套建设，早已经迁出，忻州只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车间。桂龙人曾经跟我大吐苦水，这家名企的就业岗位和税收都流失外埠。忻州的发展瓶颈到底是什么呢？说破了就是营商环境制约死了，忻州太穷了，有个好企业也立不住。山西的整个营商环境，不管是硬件软件方面，都是比较滞后的，外地的企业进不来，本地的企业留不住，但凡人才本地施展不开，只能远走他乡。所以忻州几乎一次一次错过历史发展的机遇。
改变落后的营商环境，谁才是最大的推手呢？自然、社会、公共资源大部分都掌握在官人手里，也就是说有一个亲民抱负的父母官，将会改变人民的生活命运。这也是中国特色道路所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民有没有福气，看父母官德行够不够高，有没有一点圣贤胚子。忻州曾经出过一位可以带领全县脱贫致富的父母官，可惜没有扎根下来，调走了。他就是原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就是他开拓创新出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当时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模式。三年时间，他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身”，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原型就是吕日周，使他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缩影。
吕日周在长治任市委书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戴着草帽访贫问苦，一心扑下身子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切身问题。长治几年经济快速腾飞，成为山西发展最好的城市，他也成为全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其工作作风锐利又过于高调，最后黯然退场。长治百姓人山人海挥泪送别吕日周，有人喊出再也难遇见这样的“人民书记”！。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人民万岁”的开国领袖，至少振奋过两到三代人，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被庶民称之为“人民书记”的人，实在弥足珍贵!
幸运的是在忻州这方土地上，也终于出了一位老百姓都称道，受之无愧的“人民市长”郑连生。他不辱老区使命，沉下心扑下身子，带头建设新忻州，默默无闻地整整干了八年，彻底改变了忻州的营商环境，忻州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待评），全国旅游城市（待评），忻州已经具备了招商引资的优势环境，发展前景光明，未来大有可期。
建设一座可持续发展的新城市，最难的还是得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很多城市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营商环境不好，城中村星罗棋布，严重阻隔了城市的整体发展。太原、大同如果没有耿彦波这样的人当市长，很难旧貌换新颜。《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的原型，就是耿彦波。他作风过硬、廉洁奉公、工作实干，辛苦到感动百姓，被称为人民公仆。建设新忻州，郑连生和耿彦波一样工作拼命，不能有私心杂念，不然，难免得罪了利益方，就会被抓住不放，工作前功尽弃。我老家一位父母官，就是推动城中村建设，虽然大刀阔斧打开了局面，但民怨四起被到处告状，被迫调走。
当父母官，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想办点大事，百姓心里不认可你是领导，就会处处有阻挠。尤其是在改革深水区，与时俱进碰到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不破不立处处暗藏风险，相应的立法永远是滞后的，等就会失去商机，不等就干就是冒进。很多人不是不想干，是干付出太多，也不一定就干得好。往往是无为而为四平八稳，在一个地方干一届蒙混过关就想方设法挪窝。想干一番人民事业的人，还要格外低调，有功不宣扬，默默无闻积阴德，才能更好地工作，才会减少很多阻力和困难。郑连生就是这样的父母官，有吕日周、耿彦波一样的丰功伟德，却几乎看不到媒体歌功颂德。这就是一个人积的阴骘吧。
人民市长的确太低调，但人民常常能看到他现场办公。我有一次在一个露天大院，人民市长现场办公，他要就地解决一波四种人的合理诉求，天气非常炎热，他站在围观的群众中间，也没有人打把伞，脸上留着汗水。人民坐在椅子上哭哭啼啼地说，他一个劲地回应，嗓子都讲哑了，直到把人民都答复得不哭了，点头了，才笑一笑离开。我当时想当一个穷地方的父母官，要比其它难得多了。
越是穷的地方，四种人越多，为他们排忧解难，功德也最大。忻州缺商企，民生是大问题。解决好四种人的就业问题，就必需首先改变营商环境，才能发展经济。原来的忻州多少年老样子，就像一个小县小镇，低矮破旧的城中村占据了半壁江山，城区连个高层建筑都没有，街道窄小经常堵车，经济格局要体量没体量，要面貌没面貌，很难形成产业布局，自然吸引不来投资。这些年忻州建设突然日新月异，逐步向北拓展开来，高楼林立，大道通畅无阻，不仅全面贯通开发区，连十几公里外的顿村旅游区都四通八达，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型城中村。城南破旧的老城也全面改造成了文化旅游古城，大显晋北锁钥的古风，整个营商环境得到了根本改观，全面招商引资日渐扩大，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四种人有了更多创业的岗位。
历史发展的机遇，都是有阶段性的。如果四平八稳就抓不住政策的利好，一步拉后步步跟不上。中国最强大的是土地银行，盘活不了土地，改善不了营商环境，经济就没有发展的后劲。但做好这样的人民事业，阻力最大、困难最多、风险也最大。忻州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是吃饭财政，如果没有土地出让金，忻州财政将会成为缺米之炊。忻州终于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栽下了梧桐树，还要招来金凤凰，有了一批金凤凰企业，才能引进来走出去，贯通全国经济闭路大循环，让忻州真正走向繁荣富强。
值得人民欣喜的是，人民市长郑连生，最近荣升忻州市委书记。人民曾经担心他被调走，他带领大家八年砥砺前行，一心沉到底干到现在太不容易了，如果在忻州发展的关键节点换帅，老百姓不免捏着一把汗。很多地方发展不好就是走马灯式换帅，朝令夕改瞎折腾黄的。他成为人民市长绝非一日之功，成为人民书记自然必有可期，他做书记，必可大显身手，给忻州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更大的希望！
我常常想，忻州、定襄、原平是一个大盆地，也是一块具足风水的宝地，可以建成一体化的城市，名字就叫五台山市。打造举世闻名的五台山市旅游文化品牌，有全国最大的讲经团，有全国最大的禅修营，有全国最大的国学院，有全国最大的觉性科学研究院，有全国最大的佛教音乐传学基地。开发一系列旅游产品品牌，五台山台茶、五台山台酒。特别是开发酒业，曾经的忻州高粱白，带动了忻州高粱农业的大面积普种，给酒厂送粮的马车绵绵数公里，何其壮观！忻州的高粱面鱼鱼，一直是待客名吃，可是现在连正宗的忻州产的红高粱都找不到了。挖掘忻州旅游饮食文化，完全可以开发出一条产业。
忻州发展大有可为，有人民书记在，人民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实现！
（李松阳20200330fccf00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