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人等，不仅乘搭“名利”之舟同船而渡，亦是怀拥“名利”之梦共枕而眠。梦里不知身是客，哪怕黄粱煮成了锅巴，一多半的人兀自沉醉不醒。

追名逐利，既是人之本性，则不以规矩，必难成方圆。世风日下，规矩崩溃，贪腐之风又岂止浩荡于官场，竟是全民皆贪、无人不腐。

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乃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吾国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己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有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里灌水，鸡鸭脖颈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纲常，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即今日之谓也。

鸿章毕生经办洋务，败多胜少，世人对此颇多讥评，以为洋务之败，在于以官压商。后人如梁启超者，以为“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此实乃食洋不化之书生愚见，不明世事之纸上谈兵。

“中国人最长于商”，其实只“长于”“官商”而已。君如不信，可遍数海外华商。但凡华商有所成就之地，如南洋诸岛者，莫不是民风贪腐、制度阙如，华商在此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至若法制凛然、秩序森严之国，如英吉利、如美利坚、如法兰西，鸿章未见华商有几人能成大业，亦不信百年后华商能成大业于此。原因无它，水土不服而已。向官靠拢、与官勾兑，乃华商之本能。干柴烈火，旷男怨女，官商之孽缘，实乃通奸、合奸，而非逼奸、强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何需将“商”打扮成受害之人呢？

甲午之役，有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国，潜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观，乃有呈交天皇之煌煌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鞭辟入里，透彻肺腑。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就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应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将贪官剥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则创设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虚名，以博虚名而图实利。或是科场失利，恼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无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仅得半壁，其贪腐暴虐却已骇人听闻。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乃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者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群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千年基因有关。

鸿章绝敢断言，只要此种基因尚存，百年之后，即令政制巨变、沧海桑田，吾国人必将贪腐依然。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未入仕途者小贪，窃国者侯，窃钩者不诛——法不责众也，或能开爿淘宝小铺，售卖其所窃之钩……

（博主 摩尔晓德 110404）